前记者陈涛最落魄的时候，去做了外卖员。在做这个决定之前，他靠一百多块，撑了一周。纸媒衰落的背景下，他的故事或许也没那么特别，但却鲜少有人如此坦诚地表达出来。他形容那是他精神极度糟糕的时期，他躺着，什么也干不了。他有点不好意思，但说出来又似乎有一种宣泄的快感：最后，和很多记者选择转型一样，他也离开了媒体行业，去做公关，做运营。如果故事到这里，或许也没什么可说的，但他的转型失败了。最终，当他38岁，他惊讶地发现，自己找不到工作了。

　　以前，他住过80平的森林景房。现在，他失去了那种生活，窝在北京五环外一间十来平的屋子里，房租两千块。他认为，和农民工相比，他的条件当然好一些。但房东催他交租时，他也会崩溃。在又一个崩溃的日子里，他发了视频“卖惨”——他这么形容自己，结果一下子火了。

　　有人提出去他家采访，他是有些犹豫的。他不知道要不要让记者见识他的“惨状”。但如果记者觉得不惨呢？那他会不会被说“装惨”。由于困顿，由于敏感的天性，他总是陷入这样的纠结中。

　　他的“惨”有个人的原因。他承认自己抗压能力不大好。做记者时遇到撤稿，他走不出来，导致下一篇稿的采访工作都没法做，他懵到说不出一句话，甚至让对方提醒他发问。

　　但也不全是个人原因。“转型Media人”近期统计过一个数据，在智联招聘网站，北上广深成五个城市，有4826名50岁以上的老媒体人求职。他们是杂志社主任、汽车媒体记者、报社资深编辑，他们想应聘服务员、保险理赔员、家政保洁。

　　美国作家阿莉莎·夸特在《夹缝生存》中描述了一种特殊的贫困——中产阶级贫困，那本书访谈了大学教授、律师、会计师、科技创业公司员工，其中也包括失意的媒体人。这些人中，有在脱衣舞俱乐部劝架的前战地记者，申请过上百份工作无果的50岁前黑人记者，专门报道别人经济困境，结果自己也遇到同样问题的商业记者……他们已经付不起高额的房租、医疗、育儿支出。如果再遇到一些“坏事”，比如被裁、离婚，一下子就会坠入深渊。

　　还有一位曾获普利策奖提名的前社会记者约翰·库普曼，他曾经报道过伊拉克战争，但现在被卷入了零工经济，靠开优步谋生。当被问到还想不想回到新闻行业时，他说，“我不在乎还能不能当记者，唯一重要的事，是我有没有足够的钱来支付账单”。

　　陈涛似乎也陷入到一个相似的职业夹缝中。意外走红后，有好几个前媒体人联系陈涛。他们也在遭受着经济和心理的双重困境。有一个财经记者羡慕他能“红”，请他问问这几天找上来的媒体，有没有工作机会可以介绍。陈涛真想帮忙，但连他自己也没有这样的机会。

　　火的头两天，他在直播间赚到两千多块的打赏。又过了一天，打赏缩水了90%。他曾经写过一个落魄的前体育运动员在天桥卖艺的故事。和所有人一样，他最后没有关心那个运动员后来去哪了。

　　发视频的那天，我刚刚从一个外卖小哥，变成无业游民。我打开微信钱包一看，里面只有一百多块了。

　　去年12月底，我的手里也只剩下一百多块，硬是撑了一周，一天吃一顿，有时去超市买一把面，有时买几个土豆。那时候正好赶上新冠感染高峰期，听说到处缺外卖员，我就下了一个骑手软件，一看线块租了一个电瓶车，就开始跑了。有一次，我一天跑了12个小时，赚了300多块。我觉得还蛮好的。后来就不行了，今年3月，我连续四五个小时都接不到单。原来外卖也有淡季。

　　那天我把租金退了，不想干了。700块退完，再补上这三个月来的服务费，最后没剩多少。同样的路，去的时候我还骑着电瓶车，特别轻松，五分钟就到了。回来的时候，我只能骑共享单车。我特别疲惫，花了半个钟头。风景也变慢了，那种落差太大了。路上我就在想，这和我这些年的境遇怎么那么像。

　　我也有过吃喝不愁的时候，能打车就绝不走路。朋友想开发票找到我，我就从滴滴上开，加起来几万块都有。那样的日子，我常会怀念。

　　我今年38岁，四川大学研究生毕业。在媒体干了六年，做公关一年，互联网公司待了一年半。我还创业两年，但没做起来就退出了。之后的日子，我随手接一些零碎的活。写乐评，一篇200多块。上网课，做课件400块，讲课300块。在招聘网站上，我投过41次简历，和1972个HR沟通，但大多人已读不回。

　　3月26日，也就是我发视频的那一天。我翻朋友圈，看到有人在招新媒体主编，那人是我做记者时加的好友，但我不好意思联系他。我在招聘网站上搜那家公司，发现不止新媒体主编，编辑和实习生岗位也缺人。我先是看了一下主编的要求，媒体经验我有，在互联网公司也干过。但要命的是，在我的性格里，自大和自卑总能打架，这个时候自卑赢了。我想，万一人家觉得我不行呢？想来想去，最后我投了实习生。和以前一样，已读不回。

　　那天我把气撒在了一个猎头身上，他的知识面实在堪忧，四川大学没听过，连“南方周末”这几个字都能念错。我就在想，为什么这样一个人能当猎头，我却找不到工作。让人崩溃的事情全挤在同一天发生，房东催我缴房租，家人催我回成都安定下来。这天傍晚，我无法控制我的崩溃，就发了那条视频，没想到几天内有12万个赞。

　　以前没什么人找我聊天，现在数不清的人通过我的朋友、同事、校友、家人找到我。有一个记者经过了六个人才找到我，等他加上我时才发现，他的同事就是我哥们。除了采访的，还有介绍工作的，倾诉的，鼓励的，什么样的都有。但我这两天发现一个残酷的事实——没人能帮我。

　　直播连麦的时候，一个大姐给我提意见，说可以去修飞机。她不是开玩笑，看起来很真诚。我刚开始觉得很扯，后来随手翻了翻资料，发现修飞机是个挺靠谱的工作。你想想首都机场每天飞机落下来了，是不是要检修。这涉及到飞行安全，是一个非常重要、严谨的问题。它是一个技术性工种，还有编制，如果能安安稳稳修一辈子的飞机，也挺不错的。那个大姐真没开玩笑。但可惜我的专业不对口，也不可能花四年学习。这就涉及到另一个问题，他们不了解我。

　　以前我从没认线岁之后就业会变得特别困难。火了以后，那些和我相似境遇的朋友，突然都来和我倾诉。失业是一个群体面对的共同问题，这其中有个人原因，但不全是。

　　一个是前文化记者，失业两年了，现在做家庭主妇，偶尔写写读书笔记和历史八卦，可能也没几个人听。

　　一个是前财经记者，毕业后换了七份工作，其中六份不超过一年，现在在一家小传媒公司。这两天她联系我，问我最近是不是很多媒体来找，能不能也帮她递个简历。

　　一个是前互联网产品经理，问了我不少关于送外卖的事。我以为他只是好奇了解一下。聊着聊着才发现，他也想送外卖。以前他还想过在北京摆地摊。

　　这两天还有一个前媒体人发来问候。我们是在采访余秀华的时候认识的。他很有才华，上一次我们聊天是在2018年，那时候他在一家科技公司做公关。我突然意识到，我们的命运太相似了。离开媒体后，我们聊过开店的事，他想开蛋糕店，后来没开，做公关去了。我想开鲜花店，也没开，也去做公关了。

　　那两家公司现在都不在了。我们转型失败，就像鲜花和蛋糕。这是一个绝妙的比喻，因为送外卖时，这两样都是高风险的物品，在运送的过程中很容易坏。

　　虽然不好意思说，但我以前是个文艺青年。我喜欢写小说，离成为作家最近的一次是2007年。那时我在读本科，写了一篇短篇小说，去投郭敬明的《最小说》。编辑通过QQ邮箱联系了我。我写了8900字，印象里是让我删到6000字。我没改出来，失去了这个机会。你问我为什么不拼命抓住它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真的很愿意改，但就是改不出来。

　　这次以后，我把写小说暂时扔在一边，迷上了后摇（注：一种音乐形式），成天戴着耳机沉浸在音乐的氛围里，我写了很多篇乐评，稿费还不错，一篇大概500块左右。同时期我也发表了不少书评、影评、采访稿和翻译稿。有了这些作品，进入媒体行业，似乎就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。

　　2011年，我从四川大学毕业，在来北京的火车上，带了一本李海鹏的《大地孤独闪光》，那是他在《南方周末》写的特稿作品合集。我们那一代媒体人，都被《南方周末》吸引过。

　　最开始，我在北京的一家杂志社做见习记者。那是一本文摘居多的杂志，没有多少原创内容。我想做采访，半年后就跳槽去了《中国新闻周刊》，成了一名文化记者。我采访过的“最大咖”是莫言。那是2012年，他拿了诺贝尔文学奖。20多个记者一大早堵在莫言住的县城小区楼下，开门后一股脑全挤进去。

　　媒体竞争就是这么残酷。实话说，我挺自卑的。你要问我最满意的稿子是哪篇，我一时都想不起来。在上一家媒体的评刊会上，轮到大家讨论我的稿子，好几个人都说写得不错，但最后一个发言的人提出了反对意见。说完后，他问我，你觉得呢？我懵了，一句话也说出不来。不同的评价很正常，我也能接受，但当时也许我被那个不好的评价“打击”到了。

　　你可以说我很脆弱，我承认。2015年，我没扛住压力，从《中国新闻周刊》离职了。那是纸媒向新媒体转型的一年，也是老媒体人纷纷转型的一年。我最后去做了公关。不止我一个，身边很多媒体人都转型去做公关。我还去过一家互联网大厂面试，除了办公室特别大，其他的想不起来了。后来，我进了一家很大的车企做公关。比之前在媒体赚的钱多了一倍，相当于你的生命密度更结实了，用同样的时间换来了更多的钱。

　　还有更多的痛苦。两个领导之间斗争，我不知道该把稿子给谁看。那时候我已经30岁了，连自己的工位都没有，眼巴巴等着别人离职，终于等到一个“坑”，过几天来新人，又没“坑”了。你说我在公司地位低下，不全对，应该说是没有地位。

　　有一天，我在公关部领导的办公室站了一下午，就为了等他纠结一个近义词，确切地说是换一个字。他很耐心地循循教导，虽然看起来像是在教我语文，但更像是在教我做人。我本来可以反驳他，跟他battle，但我没那么干。

　　我带着一肚子气，又回到了媒体。你看视频里，我给自己贴的标签“《南方周末》资深记者”，就知道那份工作是我职业生涯的最高点。刚开始，我很努力，想着一定要写最好的稿子留下来，可是很快那股劲就没了，我败在了试稿阶段。

　　五年过去，如今媒体环境有那么点不一样了。现在有些记者来采访我，被我拒了后，不会再多说什么。以前我做记者的时候，会再争取一下，有的时候还会死磕。有一次，我去采访前体操队员张尚武。那时他在天桥卖艺乞讨的事，引起了大家的关注。一个落魄的运动员的故事，让我联想到李海鹏的名作《举重冠军之死》。我在他下榻的宾馆楼下等了五个小时，终于等来了疲惫不堪的他。当时他婉拒了采访，说太晚了，第二天要回老家。后来我和几个记者一起送他去火车站，就那么争着抢着聊了几句。

　　和许多人一样，我投资过P2P。也和许多人一样，我失败了。2018年是我最有钱的时候，但十万块就这么没了。

　　离开《南方周末》后，我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做运营。那段时间我挺快乐的，领导说，我是专业的，不用看稿子，想写什么写什么。那家公司提供网络互助服务，我负责运营公众号。为了让文章好看，我会用非虚构的写法，采访用户，写一些感人的故事。比如“生命结束前，再穿一次婚纱”之类的。

　　不过一年后，网络互助服务没落了，许多平台倒闭，我签了离职同意书，落寞地走了。2019年年底，一个前媒体人找我，说要一起创业，开个小型公关公司。我俩见面刚谈完，没几天，疫情就来了。我们接过50万的大单，一起熬夜写标书，但还是没做起来。2022年，我就离开了。

　　在这之后，我都靠打零工过活。有时接公关稿，有时给别人上网课。如果说以前我的职业生涯是高低起伏的。那么从那时候开始，就越来越撑不住，一落千丈了。

　　送外卖三个月以来，我吃过一顿最好的。有天半夜，我遇到一个醉醺醺的中年大叔。他说打不到车，能不能让我载他回家。路不远，我答应了。他说我实诚，留了联系方式，改天要请我吃饭。大叔没骗我，真请我吃饭了。那是一家中等餐厅，大叔让我想点什么点什么，我点了一大堆烧烤。我和大叔讲了讲这些年的遭遇，他没说什么。我反而被他吓了一跳，他是一个演员，但我从没听过他的名字。回去后，我去网上一搜，还真有这个人。我想，他虽然混得比我好吧，但似乎也过着不如意的日子。

　　送外卖的时候，常有这种情况，这一单爬六楼送到老小区，下一单就去了富丽堂皇的别墅区。有的别墅区特别麻烦，保安会拦着电瓶车，你必须走进去。里面每栋之间隔大约百米，有时走五分钟才能送到。这段时间对于外卖员来说，漫长又焦急。

　　我发现别墅区里大部分的住户都是年轻人，那种冲击感太强了。我这一辈子也买不起这样的房子，那时我想到了“阶层固化”这个词。

　　我在四川大学念的是中国哲学。但我从来没想过靠哲学吃饭。哪有什么岗位呀，你见过哲学普及读物吗？如果青城山道士算是一个职业的话，我的专业还算对口。我的毕业论文研究的是嵇康的道家思想。

　　有网友说，哲学是富二代学的。他们说的有道理。奥地利哲学家路德维希·维特根斯坦是富二代，他家里开着奥匈帝国最大的钢铁厂。后来他自己把钱散尽了，去偏远小学当老师，在修道院做园丁助手。落魄的作家就更多了，我喜欢的保罗·奥斯特和雷蒙德·卡佛，都挺惨的，不断换工作，大多数都是体力活，常常家里揭不开锅。想到这些，我心里平衡了一点。

　　房东试图说服我去做美团分拣员，一个月能赚5000块左右。我不想去，每天计算送餐路线这种工作，会把人困在工具化的思维里。

　　我送外卖等餐时，看了一本书，韩炳哲写的《妥协社会》。他说福柯讲的“规训社会”已经过时了，现在应该叫“妥协社会”。面对这个让你痛苦的社会，你只有不断妥协。现在总有人给我提意见，让我赶紧抓住这波流量。但我不知道该做什么。我火了之后，头两天晚上做了直播，加起来两千多块，一个月的房租钱赚到了。可是隔天后，再做直播，我只拿到196块。我已经没有流量了。

　　前两天，有媒体与我视频连麦。我聊着聊着哭了起来。我说，我为什么那么努力，还是找不到工作。发出来的时候，被掐头去尾，只放了这一段。他们很聪明，懂得搞流量。我能理解。

　　那个和我一起采访过余秀华的前记者，怕我顶不住舆论压力，他提醒我，得向余秀华学习，她内心多强大。她可以很反叛，媒体爱怎么报道怎么报道。最后她似乎摆脱了“脑瘫”“村妇”的标签，用才华接下了她的热度。现在你去网上搜，她的前缀只有“诗人”两个字。

　　我以前也写过诗。我喜欢作家木心，在《中国新闻周刊》写的第一篇报道是关于他的。但那是他去世的新闻。他写的“从前很慢”的日子再也找不到了。

　　送外卖时，我喜欢夜里出门，跑上四五个小时。我喜欢拍照，拍烟囱，拍大裤衩，拍雪夜里的一条车轮印。其中有一张照片，在一条空旷的马路上，阳光透过光秃的树枝洒下影子，斑影驳驳，特别明亮。冬天过去，春天就要来了，那是复苏的感觉。我说的“复苏”有好几层意思，你懂吧？中欧体育中欧体育中欧体育